2019年11月14日中午，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张泠博士做客“江汉大讲坛”，在江汉大学清源书店举办了一场“当左眼遇见右耳：袁牧之《都市风光》（1935）中喜剧声景与中国左翼音乐”的学术讲座。讲座吸引了来自全校不同院系的师生参与。
讲座聚焦于袁牧之喜剧电影《都市风光》中充满混杂活力的声景、声画关系与三十年代半殖民上海社会政治之关系，将对片中声音元素的分析置于当时左翼文化尤其音乐的背景之中。《都市风光》中声景不仅有作曲家黄自（1904-38）所作西洋古典“幻想曲”风格，也有当时流行歌曲、戏仿好莱坞歌舞片、街头艺人口头表演、都市噪音等，这种听觉形态的多元性更为纪录风格的街头即景与戏仿迪斯尼的动画段落强化。这些声音元素的巧妙使用，不仅突破了传统声音研究中“音效、对白、音乐”的分野，也暗示对当时全球与中国大萧条时期社会政治危机的嘲讽批评及左翼声音文化介入社会现实的潜能。
讲座后的自由提问环节，当对话主题从八十年前拉到当代日常生活，气氛更为活跃，下文是现场部分对话实录。
王维天：我是音乐学院的一名老师，请问默片时代后期，背景音乐是当时的技术的发展的产生还是一种“刻意”的操作。
张泠：可能是出于人们对于沉默的恐惧吧。
王维天：是否会有一种尴尬？
张泠：这和我们的日常认知相悖的，我们不是生活在沉默之中，尤其是那些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会有一种奇怪的割裂。电影这种形式，本身试图要复制现实，早期因为技术的局限，没有办法复制现实，没有色彩、没有声音，所以前苏联作家高尔基说，早期的电影像“鬼影”一样，没有现实感。当时试图配乐，是希望观众进入一种幻觉。
早期默片试图在现场制造一些“噪音”，给观众一种模拟的环境。有音乐的话，会给观众一种“放松”的状态，不会那么紧张。
后来好莱坞电影，制造一个幻象，transparency，透明的幻象，希望观众能进入到一种他们制作的世界中去，不会允许你有对电影本身有任何质疑的手法，比如镜头尽量非常平滑，但早期技术会有限制。从剪辑上，他们强调一种不可见的剪辑手法，意识不到他的剪辑。
他们想把这些技术藏起来，让观众意识不到这是电影，进入他们的情境中去。
有一些左翼的批评家认为，这是在制造一种幻术，神话，掩盖了一种劳动，导演、编剧、摄影、剪辑、演员的劳动，要把这些东西都抹去，呈现给你一个“晶莹剔透”的幻觉世界。这个逻辑本身在左翼学者中比较认可，包括布莱希特，他认为要把“第四堵墙”打破。还有戈达尔，试图打破电影制造的幻觉，保持意识清醒，不要被“他”骗进去。
张武宜：张泠老师的影评文章多为关注当下的电影，但是学术研究，则关注早期电影比较多，请问有何考虑？
张泠：这是一个过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的电影美学硕士，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当时中国电影史的老师。当时我们一心觉得欧洲电影好，戈达尔好，对中国电影完全不感兴趣。出国后发现，中国电影研究还有很多的缺憾，我希望对它做一点贡献，回到中国电影，回到华语电影。
我刚去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开始想做八十年代的、第四代导演的电影，像黄蜀芹、张暖忻、黄健中等，他们也是被忽略的导演、电影，他们这一代也是比较不幸的，他们年轻的时候，在文革，没有电影拍。刚拍了几部，第五代导演横空出世，关注点又转移到了第五代。他们对自身经历和那个时代的感慨，都体现在他们的电影里，比如谢飞的《黑骏马》，张暖昕的《青春祭》《北京你早》、黄蜀芹的《人鬼情》等。我当时想做那个时期。
但是当时芝加哥大学几位最有名的电影研究学者，比如Tom Gunning、Miriam Hansen、Yuri Tsivian、Jim Lastra，他们都是做早期电影的，像早期电影的巨擎一样，当时还有一个转向，电影回到媒介考古学等，电影回到他的本源。我在修读了几门课之后，感觉早期电影太有魅力了，被吸引进入这个世界。然后我觉得中国早期电影被低估了，研究电影的人不自信，认为中国早期电影技术是落后的，所以中国早期电影也是落后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观摩比较，会发现中国早期电影有自己的特色，因为技术的局限，他们进行了很多的实验，无论是美学风格的，还是政治的。我觉得这个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有，我有一个思考，希望把早期研究做的扎实一点，打好一个基础，然后再慢慢往后做。当代我一直在关注，如果我看到一部电影，不一定是好电影，但是一个重要的现象，我会出来批评，每年写几篇，关注当代电影。但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我希望隔开一点距离，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我的研究集中在90年代以前。我现在在写一本1920-1940年代中国电影的书，然后到1950年代，慢慢往后做，然后每个时代都留下一点脚印。
讲座结束后，张泠教授和江汉大学音乐学院教师合影